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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普水的龙湖书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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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【转载】罪功岂在悔轮台  

2014-08-10 15:36:02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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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转载自易中天《罪功岂在悔轮台》
帝设文字狱之后的事情。汉,却是霸道的。同样,汉也是开放的。长安城里住满了世界各国的商人和使者,离宫别馆旁也种满了苜蓿和葡萄。深眼多须的外国人,在长安的街市上讨价还价,并坚持着女士优先的习俗,皇上看了却乐不可支。[vii] 汉武帝是不会画地为牢的。他也不会因为董仲舒的一席话,就皈依了孔门,并关上其他的窗户。事实上武帝并不当真热衷儒术,他喜欢的也不是董仲舒那样的“纯儒”(其实董仲舒也不纯),而是公孙弘那样的“杂儒”,以及张汤那样能用儒术装点门面的文吏。儒术与法术杂糅,王道与霸道并用,才是他的真面目。那么,汉武帝就没有留下祸胎吗? 当然有。 且看他都干了些什么。 本文摘自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八卷《汉武的帝国》 [i] 见《汉书·夏侯胜传》。 [ii] 见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十二。 [iii] 于右任《汉武帝陵》。 [iv] 见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。 [v] 见《汉书·霍光传》。 [vi] 请参看王子今《汉武英雄时代》。 [vii] 见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。

汉武帝其实很可怜。

盐铁会议的召开是在帝设文字狱之后的事情。汉,却是霸道的。同样,汉也是开放的。长安城里住满了世界各国的商人和使者,离宫别馆旁也种满了苜蓿和葡萄。深眼多须的外国人,在长安的街市上讨价还价,并坚持着女士优先的习俗,皇上看了却乐不可支。[vii] 汉武帝是不会画地为牢的。他也不会因为董仲舒的一席话,就皈依了孔门,并关上其他的窗户。事实上武帝并不当真热衷儒术,他喜欢的也不是董仲舒那样的“纯儒”(其实董仲舒也不纯),而是公孙弘那样的“杂儒”,以及张汤那样能用儒术装点门面的文吏。儒术与法术杂糅,王道与霸道并用,才是他的真面目。那么,汉武帝就没有留下祸胎吗? 当然有。 且看他都干了些什么。 本文摘自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八卷《汉武的帝国》 [i] 见《汉书·夏侯胜传》。 [ii] 见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十二。 [iii] 于右任《汉武帝陵》。 [iv] 见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。 [v] 见《汉书·霍光传》。 [vi] 请参看王子今《汉武英雄时代》。 [vii] 见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。 始元六年(前81年),距离汉武帝驾崩只有六年,可谓尸骨未寒。然而贤良文学们的某些发言,却已大有炸平长安、彻底清算之意,尽管没有汉武帝原本是不会有什么贤良文学的。

争论并没有随着会议的结束而结束。

汉武帝其实很可怜。 盐铁会议的召开是在始元六年(前81年),距离汉武帝驾崩只有六年,可谓尸骨未寒。然而贤良文学们的某些发言,却已大有炸平长安、彻底清算之意,尽管没有汉武帝原本是不会有什么贤良文学的。争论并没有随着会议的结束而结束。本始二年(前72年),汉宣帝下诏,要为汉武帝立庙设乐。这当然是一件大事。因为汉代不同于后世,并非每个皇帝死后都有庙号。此前,仅高皇帝刘邦和文皇帝刘恒有,庙号为高祖和太宗,惠帝和景帝就只有谥号。宣帝认为,他的曾祖父刘彻也该有庙号。何况,武皇帝也当得起。然而一位名叫夏侯胜的儒生却公开反对,理由是汉武帝好大喜功,穷兵黩武,杀人无数,挥霍无度,以至于赤野千里,民不聊生。如此毫无仁德,岂能有庙号?此言一出,朝野哗然。公卿们一齐责备夏侯胜说:这是圣意,岂能反对?夏侯胜却说:圣意又怎么样?人臣之义在直言。话已出口,万死不辞!当然,为武帝立庙的提案仍被通过,庙号世宗。但夏侯胜的反对意见也被如实记录,并流传下来。他本人则在坐了两年牢后被释放,而且受到汉宣帝的礼遇。[i] 这说明什么呢?第一,汉代的言论相当自由。第二,夏侯胜的批评基本属实。实际上,夏侯胜说得并不全。如果愿意,还可以加上繁刑重敛,崇妖信怪,杀伐任性,喜怒无常。司马光甚至认为,汉武之恶几近秦皇,只不过他识好歹,受忠言,知对错,会用人,这才不至于亡汉。[ii] 然而即便秦始皇,又何尝不曾收获由衷的赞美?可见问题不在如何评价,而在评价的立场。夏侯胜的立场无疑是儒家的,后来的班固和司马光也如此。但吊诡的是,汉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骂,在近现代却又因尊儒而挨批,这就太里外不是人了。请读这首诗: 绝大经伦绝大才,罪功不在悔轮台。百家罢后无奇士,永为神州种祸胎。[iii] 诗的意思很清楚: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毋庸置疑本始二年(前72年),汉宣帝下诏,要为汉武帝立庙设乐。这当然是一件大事。因为汉代不同于后世,并非每个皇帝死后都有庙号。此前,仅高皇帝刘邦和文皇帝刘恒有,庙号为高祖和太宗,惠帝和景帝就只有谥号。

宣帝认为,他的曾祖父刘彻也该有庙号。

汉武帝其实很可怜。 盐铁会议的召开是在始元六年(前81年),距离汉武帝驾崩只有六年,可谓尸骨未寒。然而贤良文学们的某些发言,却已大有炸平长安、彻底清算之意,尽管没有汉武帝原本是不会有什么贤良文学的。争论并没有随着会议的结束而结束。本始二年(前72年),汉宣帝下诏,要为汉武帝立庙设乐。这当然是一件大事。因为汉代不同于后世,并非每个皇帝死后都有庙号。此前,仅高皇帝刘邦和文皇帝刘恒有,庙号为高祖和太宗,惠帝和景帝就只有谥号。宣帝认为,他的曾祖父刘彻也该有庙号。何况,武皇帝也当得起。然而一位名叫夏侯胜的儒生却公开反对,理由是汉武帝好大喜功,穷兵黩武,杀人无数,挥霍无度,以至于赤野千里,民不聊生。如此毫无仁德,岂能有庙号?此言一出,朝野哗然。公卿们一齐责备夏侯胜说:这是圣意,岂能反对?夏侯胜却说:圣意又怎么样?人臣之义在直言。话已出口,万死不辞!当然,为武帝立庙的提案仍被通过,庙号世宗。但夏侯胜的反对意见也被如实记录,并流传下来。他本人则在坐了两年牢后被释放,而且受到汉宣帝的礼遇。[i] 这说明什么呢?第一,汉代的言论相当自由。第二,夏侯胜的批评基本属实。实际上,夏侯胜说得并不全。如果愿意,还可以加上繁刑重敛,崇妖信怪,杀伐任性,喜怒无常。司马光甚至认为,汉武之恶几近秦皇,只不过他识好歹,受忠言,知对错,会用人,这才不至于亡汉。[ii] 然而即便秦始皇,又何尝不曾收获由衷的赞美?可见问题不在如何评价,而在评价的立场。夏侯胜的立场无疑是儒家的,后来的班固和司马光也如此。但吊诡的是,汉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骂,在近现代却又因尊儒而挨批,这就太里外不是人了。请读这首诗: 绝大经伦绝大才,罪功不在悔轮台。百家罢后无奇士,永为神州种祸胎。[iii] 诗的意思很清楚: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毋庸置疑何况,武皇帝也当得起。

然而一位名叫夏侯胜的儒生却公开反对,理由是汉武帝好大喜功,穷兵黩武,杀人无数,挥霍无度,以至于赤野千里,民不聊生。如此毫无仁德,岂能有庙号?

,最大过失却不在连年用兵,而在罢黜百家。这未尝没有道理。的确,思想文化领域是不能一家独尊的。因为没有百家就没有争鸣,没有争鸣就没有思想,没有思想就不会有风骨和气节。苟如此,又哪里会有担负天下兴亡、创造文明成果的奇士?也只有奴才。问题在于,这祸胎真是汉武帝种下的吗?未必。事实上,汉武帝的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是有条件的,那就是仅限于官学范围。也就是说,罢黜百家,只是诸子不设博士官;独尊儒术,也只是饱读诗书更容易走上仕途。至于民间,则百家既未罢黜,儒术也不独尊。其实就连政府,也不是儒家的一统天下。张汤是儒家吗?卫青是儒家吗?桑弘羊是儒家吗?汉武帝如果真的独尊儒术,贤良文学们岂能气成那个样子?何况武帝的时代也并非没有奇士。汲黯不是吗?夏侯胜不是吗?司马迁不是吗?还有义纵,是因为抵制告缗法而死的。义纵可是酷吏。但怎么样呢?也有骨头。还有东方朔。东方朔是被司马迁写入《滑稽列传》的,他在汉武帝那里的地位也相对于戏子。然而,当汉武帝宴请馆陶公主的情人董偃时,东方朔为了维护朝廷尊严,竟然横戟拦在门前,逼得武帝只好换地方,董偃也只好走后门。[iv] 奇士的风骨甚至存在于小人物的身上。这位没能留下姓名的小人物,是宫中掌印的郎官。某天晚上,宫中闹鬼。值班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怕出事,让郎官把印玺交给他。郎官不给,霍光去夺。郎官便手按剑柄正声说;臣头可得,印玺不可得!权倾一时的霍光,也只能诺诺连声。[v] 这并不奇怪。武帝的时代毕竟距离先秦不远,新做人家的汉帝国也血气方刚。诚如史家所言,那时的中国人比后世有更多的率真,更多的勇敢,更多的质朴和更多的刚强。汉的气质,是雄大、弘放和深沉的。[vi] 气质变得柔美、空灵而内秀,要到中唐以后。儒学真正成为统治思想,也不早于宋元。至于百家罢尽,万马齐喑,则是朱元璋和乾隆

此言一出,朝野哗然。公卿们一齐责备夏侯胜说:这是圣意,岂能反对?夏侯胜却说:圣意又怎么样?人臣之义在直言。话已出口,万死不辞!

汉武帝其实很可怜。 盐铁会议的召开是在始元六年(前81年),距离汉武帝驾崩只有六年,可谓尸骨未寒。然而贤良文学们的某些发言,却已大有炸平长安、彻底清算之意,尽管没有汉武帝原本是不会有什么贤良文学的。争论并没有随着会议的结束而结束。本始二年(前72年),汉宣帝下诏,要为汉武帝立庙设乐。这当然是一件大事。因为汉代不同于后世,并非每个皇帝死后都有庙号。此前,仅高皇帝刘邦和文皇帝刘恒有,庙号为高祖和太宗,惠帝和景帝就只有谥号。宣帝认为,他的曾祖父刘彻也该有庙号。何况,武皇帝也当得起。然而一位名叫夏侯胜的儒生却公开反对,理由是汉武帝好大喜功,穷兵黩武,杀人无数,挥霍无度,以至于赤野千里,民不聊生。如此毫无仁德,岂能有庙号?此言一出,朝野哗然。公卿们一齐责备夏侯胜说:这是圣意,岂能反对?夏侯胜却说:圣意又怎么样?人臣之义在直言。话已出口,万死不辞!当然,为武帝立庙的提案仍被通过,庙号世宗。但夏侯胜的反对意见也被如实记录,并流传下来。他本人则在坐了两年牢后被释放,而且受到汉宣帝的礼遇。[i] 这说明什么呢?第一,汉代的言论相当自由。第二,夏侯胜的批评基本属实。实际上,夏侯胜说得并不全。如果愿意,还可以加上繁刑重敛,崇妖信怪,杀伐任性,喜怒无常。司马光甚至认为,汉武之恶几近秦皇,只不过他识好歹,受忠言,知对错,会用人,这才不至于亡汉。[ii] 然而即便秦始皇,又何尝不曾收获由衷的赞美?可见问题不在如何评价,而在评价的立场。夏侯胜的立场无疑是儒家的,后来的班固和司马光也如此。但吊诡的是,汉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骂,在近现代却又因尊儒而挨批,这就太里外不是人了。请读这首诗: 绝大经伦绝大才,罪功不在悔轮台。百家罢后无奇士,永为神州种祸胎。[iii] 诗的意思很清楚: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毋庸置疑当然,为武帝立庙的提案仍被通过,庙号世宗。但夏侯胜的反对意见也被如实记录,并流传下来。他本人则在坐了两年牢后被释放,而且受到汉宣帝的礼遇。 汉武帝其实很可怜。 盐铁会议的召开是在始元六年(前81年),距离汉武帝驾崩只有六年,可谓尸骨未寒。然而贤良文学们的某些发言,却已大有炸平长安、彻底清算之意,尽管没有汉武帝原本是不会有什么贤良文学的。争论并没有随着会议的结束而结束。本始二年(前72年),汉宣帝下诏,要为汉武帝立庙设乐。这当然是一件大事。因为汉代不同于后世,并非每个皇帝死后都有庙号。此前,仅高皇帝刘邦和文皇帝刘恒有,庙号为高祖和太宗,惠帝和景帝就只有谥号。宣帝认为,他的曾祖父刘彻也该有庙号。何况,武皇帝也当得起。然而一位名叫夏侯胜的儒生却公开反对,理由是汉武帝好大喜功,穷兵黩武,杀人无数,挥霍无度,以至于赤野千里,民不聊生。如此毫无仁德,岂能有庙号?此言一出,朝野哗然。公卿们一齐责备夏侯胜说:这是圣意,岂能反对?夏侯胜却说:圣意又怎么样?人臣之义在直言。话已出口,万死不辞!当然,为武帝立庙的提案仍被通过,庙号世宗。但夏侯胜的反对意见也被如实记录,并流传下来。他本人则在坐了两年牢后被释放,而且受到汉宣帝的礼遇。[i] 这说明什么呢?第一,汉代的言论相当自由。第二,夏侯胜的批评基本属实。实际上,夏侯胜说得并不全。如果愿意,还可以加上繁刑重敛,崇妖信怪,杀伐任性,喜怒无常。司马光甚至认为,汉武之恶几近秦皇,只不过他识好歹,受忠言,知对错,会用人,这才不至于亡汉。[ii] 然而即便秦始皇,又何尝不曾收获由衷的赞美?可见问题不在如何评价,而在评价的立场。夏侯胜的立场无疑是儒家的,后来的班固和司马光也如此。但吊诡的是,汉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骂,在近现代却又因尊儒而挨批,这就太里外不是人了。请读这首诗: 绝大经伦绝大才,罪功不在悔轮台。百家罢后无奇士,永为神州种祸胎。[iii] 诗的意思很清楚: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毋庸置疑[i]

这说明什么呢?

第一,汉代的言论相当自由。

第二,夏侯胜的批评基本属实。

实际上,夏侯胜说得并不全。如果愿意,还可以加上繁刑重敛,崇妖信怪,杀伐任性,喜怒无常。司马光甚至认为,汉武之恶几近秦皇,只不过他识好歹,受忠言,知对错,会用人,这才不至于亡汉。 汉武帝其实很可怜。 盐铁会议的召开是在始元六年(前81年),距离汉武帝驾崩只有六年,可谓尸骨未寒。然而贤良文学们的某些发言,却已大有炸平长安、彻底清算之意,尽管没有汉武帝原本是不会有什么贤良文学的。争论并没有随着会议的结束而结束。本始二年(前72年),汉宣帝下诏,要为汉武帝立庙设乐。这当然是一件大事。因为汉代不同于后世,并非每个皇帝死后都有庙号。此前,仅高皇帝刘邦和文皇帝刘恒有,庙号为高祖和太宗,惠帝和景帝就只有谥号。宣帝认为,他的曾祖父刘彻也该有庙号。何况,武皇帝也当得起。然而一位名叫夏侯胜的儒生却公开反对,理由是汉武帝好大喜功,穷兵黩武,杀人无数,挥霍无度,以至于赤野千里,民不聊生。如此毫无仁德,岂能有庙号?此言一出,朝野哗然。公卿们一齐责备夏侯胜说:这是圣意,岂能反对?夏侯胜却说:圣意又怎么样?人臣之义在直言。话已出口,万死不辞!当然,为武帝立庙的提案仍被通过,庙号世宗。但夏侯胜的反对意见也被如实记录,并流传下来。他本人则在坐了两年牢后被释放,而且受到汉宣帝的礼遇。[i] 这说明什么呢?第一,汉代的言论相当自由。第二,夏侯胜的批评基本属实。实际上,夏侯胜说得并不全。如果愿意,还可以加上繁刑重敛,崇妖信怪,杀伐任性,喜怒无常。司马光甚至认为,汉武之恶几近秦皇,只不过他识好歹,受忠言,知对错,会用人,这才不至于亡汉。[ii] 然而即便秦始皇,又何尝不曾收获由衷的赞美?可见问题不在如何评价,而在评价的立场。夏侯胜的立场无疑是儒家的,后来的班固和司马光也如此。但吊诡的是,汉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骂,在近现代却又因尊儒而挨批,这就太里外不是人了。请读这首诗: 绝大经伦绝大才,罪功不在悔轮台。百家罢后无奇士,永为神州种祸胎。[iii] 诗的意思很清楚: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毋庸置疑,最大过失却不在连年用兵,而在罢黜百家。这未尝没有道理。的确,思想文化领域是不能一家独尊的。因为没有百家就没有争鸣,没有争鸣就没有思想,没有思想就不会有风骨和气节。苟如此,又哪里会有担负天下兴亡、创造文明成果的奇士?也只有奴才。问题在于,这祸胎真是汉武帝种下的吗?未必。事实上,汉武帝的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是有条件的,那就是仅限于官学范围。也就是说,罢黜百家,只是诸子不设博士官;独尊儒术,也只是饱读诗书更容易走上仕途。至于民间,则百家既未罢黜,儒术也不独尊。其实就连政府,也不是儒家的一统天下。张汤是儒家吗?卫青是儒家吗?桑弘羊是儒家吗?汉武帝如果真的独尊儒术,贤良文学们岂能气成那个样子?何况武帝的时代也并非没有奇士。汲黯不是吗?夏侯胜不是吗?司马迁不是吗?还有义纵,是因为抵制告缗法而死的。义纵可是酷吏。但怎么样呢?也有骨头。还有东方朔。东方朔是被司马迁写入《滑稽列传》的,他在汉武帝那里的地位也相对于戏子。然而,当汉武帝宴请馆陶公主的情人董偃时,东方朔为了维护朝廷尊严,竟然横戟拦在门前,逼得武帝只好换地方,董偃也只好走后门。[iv] 奇士的风骨甚至存在于小人物的身上。这位没能留下姓名的小人物,是宫中掌印的郎官。某天晚上,宫中闹鬼。值班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怕出事,让郎官把印玺交给他。郎官不给,霍光去夺。郎官便手按剑柄正声说;臣头可得,印玺不可得!权倾一时的霍光,也只能诺诺连声。[v] 这并不奇怪。武帝的时代毕竟距离先秦不远,新做人家的汉帝国也血气方刚。诚如史家所言,那时的中国人比后世有更多的率真,更多的勇敢,更多的质朴和更多的刚强。汉的气质,是雄大、弘放和深沉的。[vi] 气质变得柔美、空灵而内秀,要到中唐以后。儒学真正成为统治思想,也不早于宋元。至于百家罢尽,万马齐喑,则是朱元璋和乾隆[ii]

汉武帝其实很可怜。 盐铁会议的召开是在始元六年(前81年),距离汉武帝驾崩只有六年,可谓尸骨未寒。然而贤良文学们的某些发言,却已大有炸平长安、彻底清算之意,尽管没有汉武帝原本是不会有什么贤良文学的。争论并没有随着会议的结束而结束。本始二年(前72年),汉宣帝下诏,要为汉武帝立庙设乐。这当然是一件大事。因为汉代不同于后世,并非每个皇帝死后都有庙号。此前,仅高皇帝刘邦和文皇帝刘恒有,庙号为高祖和太宗,惠帝和景帝就只有谥号。宣帝认为,他的曾祖父刘彻也该有庙号。何况,武皇帝也当得起。然而一位名叫夏侯胜的儒生却公开反对,理由是汉武帝好大喜功,穷兵黩武,杀人无数,挥霍无度,以至于赤野千里,民不聊生。如此毫无仁德,岂能有庙号?此言一出,朝野哗然。公卿们一齐责备夏侯胜说:这是圣意,岂能反对?夏侯胜却说:圣意又怎么样?人臣之义在直言。话已出口,万死不辞!当然,为武帝立庙的提案仍被通过,庙号世宗。但夏侯胜的反对意见也被如实记录,并流传下来。他本人则在坐了两年牢后被释放,而且受到汉宣帝的礼遇。[i] 这说明什么呢?第一,汉代的言论相当自由。第二,夏侯胜的批评基本属实。实际上,夏侯胜说得并不全。如果愿意,还可以加上繁刑重敛,崇妖信怪,杀伐任性,喜怒无常。司马光甚至认为,汉武之恶几近秦皇,只不过他识好歹,受忠言,知对错,会用人,这才不至于亡汉。[ii] 然而即便秦始皇,又何尝不曾收获由衷的赞美?可见问题不在如何评价,而在评价的立场。夏侯胜的立场无疑是儒家的,后来的班固和司马光也如此。但吊诡的是,汉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骂,在近现代却又因尊儒而挨批,这就太里外不是人了。请读这首诗: 绝大经伦绝大才,罪功不在悔轮台。百家罢后无奇士,永为神州种祸胎。[iii] 诗的意思很清楚: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毋庸置疑

然而即便秦始皇,又何尝不曾收获由衷的赞美?可见问题不在如何评价,而在评价的立场。

汉武帝其实很可怜。 盐铁会议的召开是在始元六年(前81年),距离汉武帝驾崩只有六年,可谓尸骨未寒。然而贤良文学们的某些发言,却已大有炸平长安、彻底清算之意,尽管没有汉武帝原本是不会有什么贤良文学的。争论并没有随着会议的结束而结束。本始二年(前72年),汉宣帝下诏,要为汉武帝立庙设乐。这当然是一件大事。因为汉代不同于后世,并非每个皇帝死后都有庙号。此前,仅高皇帝刘邦和文皇帝刘恒有,庙号为高祖和太宗,惠帝和景帝就只有谥号。宣帝认为,他的曾祖父刘彻也该有庙号。何况,武皇帝也当得起。然而一位名叫夏侯胜的儒生却公开反对,理由是汉武帝好大喜功,穷兵黩武,杀人无数,挥霍无度,以至于赤野千里,民不聊生。如此毫无仁德,岂能有庙号?此言一出,朝野哗然。公卿们一齐责备夏侯胜说:这是圣意,岂能反对?夏侯胜却说:圣意又怎么样?人臣之义在直言。话已出口,万死不辞!当然,为武帝立庙的提案仍被通过,庙号世宗。但夏侯胜的反对意见也被如实记录,并流传下来。他本人则在坐了两年牢后被释放,而且受到汉宣帝的礼遇。[i] 这说明什么呢?第一,汉代的言论相当自由。第二,夏侯胜的批评基本属实。实际上,夏侯胜说得并不全。如果愿意,还可以加上繁刑重敛,崇妖信怪,杀伐任性,喜怒无常。司马光甚至认为,汉武之恶几近秦皇,只不过他识好歹,受忠言,知对错,会用人,这才不至于亡汉。[ii] 然而即便秦始皇,又何尝不曾收获由衷的赞美?可见问题不在如何评价,而在评价的立场。夏侯胜的立场无疑是儒家的,后来的班固和司马光也如此。但吊诡的是,汉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骂,在近现代却又因尊儒而挨批,这就太里外不是人了。请读这首诗: 绝大经伦绝大才,罪功不在悔轮台。百家罢后无奇士,永为神州种祸胎。[iii] 诗的意思很清楚: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毋庸置疑夏侯胜的立场无疑是儒家的,后来的班固和司马光也如此。但吊诡的是,汉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骂,在近现代却又因尊儒而挨批,这就太里外不是人了。

请读这首诗:

汉武帝其实很可怜。 盐铁会议的召开是在始元六年(前81年),距离汉武帝驾崩只有六年,可谓尸骨未寒。然而贤良文学们的某些发言,却已大有炸平长安、彻底清算之意,尽管没有汉武帝原本是不会有什么贤良文学的。争论并没有随着会议的结束而结束。本始二年(前72年),汉宣帝下诏,要为汉武帝立庙设乐。这当然是一件大事。因为汉代不同于后世,并非每个皇帝死后都有庙号。此前,仅高皇帝刘邦和文皇帝刘恒有,庙号为高祖和太宗,惠帝和景帝就只有谥号。宣帝认为,他的曾祖父刘彻也该有庙号。何况,武皇帝也当得起。然而一位名叫夏侯胜的儒生却公开反对,理由是汉武帝好大喜功,穷兵黩武,杀人无数,挥霍无度,以至于赤野千里,民不聊生。如此毫无仁德,岂能有庙号?此言一出,朝野哗然。公卿们一齐责备夏侯胜说:这是圣意,岂能反对?夏侯胜却说:圣意又怎么样?人臣之义在直言。话已出口,万死不辞!当然,为武帝立庙的提案仍被通过,庙号世宗。但夏侯胜的反对意见也被如实记录,并流传下来。他本人则在坐了两年牢后被释放,而且受到汉宣帝的礼遇。[i] 这说明什么呢?第一,汉代的言论相当自由。第二,夏侯胜的批评基本属实。实际上,夏侯胜说得并不全。如果愿意,还可以加上繁刑重敛,崇妖信怪,杀伐任性,喜怒无常。司马光甚至认为,汉武之恶几近秦皇,只不过他识好歹,受忠言,知对错,会用人,这才不至于亡汉。[ii] 然而即便秦始皇,又何尝不曾收获由衷的赞美?可见问题不在如何评价,而在评价的立场。夏侯胜的立场无疑是儒家的,后来的班固和司马光也如此。但吊诡的是,汉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骂,在近现代却又因尊儒而挨批,这就太里外不是人了。请读这首诗: 绝大经伦绝大才,罪功不在悔轮台。百家罢后无奇士,永为神州种祸胎。[iii] 诗的意思很清楚: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毋庸置疑

 

帝设文字狱之后的事情。汉,却是霸道的。同样,汉也是开放的。长安城里住满了世界各国的商人和使者,离宫别馆旁也种满了苜蓿和葡萄。深眼多须的外国人,在长安的街市上讨价还价,并坚持着女士优先的习俗,皇上看了却乐不可支。[vii] 汉武帝是不会画地为牢的。他也不会因为董仲舒的一席话,就皈依了孔门,并关上其他的窗户。事实上武帝并不当真热衷儒术,他喜欢的也不是董仲舒那样的“纯儒”(其实董仲舒也不纯),而是公孙弘那样的“杂儒”,以及张汤那样能用儒术装点门面的文吏。儒术与法术杂糅,王道与霸道并用,才是他的真面目。那么,汉武帝就没有留下祸胎吗? 当然有。 且看他都干了些什么。 本文摘自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八卷《汉武的帝国》 [i] 见《汉书·夏侯胜传》。 [ii] 见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十二。 [iii] 于右任《汉武帝陵》。 [iv] 见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。 [v] 见《汉书·霍光传》。 [vi] 请参看王子今《汉武英雄时代》。 [vii] 见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。 绝大经伦绝大才,罪功不在悔轮台。

百家罢后无奇士,永为神州种祸胎。,最大过失却不在连年用兵,而在罢黜百家。这未尝没有道理。的确,思想文化领域是不能一家独尊的。因为没有百家就没有争鸣,没有争鸣就没有思想,没有思想就不会有风骨和气节。苟如此,又哪里会有担负天下兴亡、创造文明成果的奇士?也只有奴才。问题在于,这祸胎真是汉武帝种下的吗?未必。事实上,汉武帝的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是有条件的,那就是仅限于官学范围。也就是说,罢黜百家,只是诸子不设博士官;独尊儒术,也只是饱读诗书更容易走上仕途。至于民间,则百家既未罢黜,儒术也不独尊。其实就连政府,也不是儒家的一统天下。张汤是儒家吗?卫青是儒家吗?桑弘羊是儒家吗?汉武帝如果真的独尊儒术,贤良文学们岂能气成那个样子?何况武帝的时代也并非没有奇士。汲黯不是吗?夏侯胜不是吗?司马迁不是吗?还有义纵,是因为抵制告缗法而死的。义纵可是酷吏。但怎么样呢?也有骨头。还有东方朔。东方朔是被司马迁写入《滑稽列传》的,他在汉武帝那里的地位也相对于戏子。然而,当汉武帝宴请馆陶公主的情人董偃时,东方朔为了维护朝廷尊严,竟然横戟拦在门前,逼得武帝只好换地方,董偃也只好走后门。[iv] 奇士的风骨甚至存在于小人物的身上。这位没能留下姓名的小人物,是宫中掌印的郎官。某天晚上,宫中闹鬼。值班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怕出事,让郎官把印玺交给他。郎官不给,霍光去夺。郎官便手按剑柄正声说;臣头可得,印玺不可得!权倾一时的霍光,也只能诺诺连声。[v] 这并不奇怪。武帝的时代毕竟距离先秦不远,新做人家的汉帝国也血气方刚。诚如史家所言,那时的中国人比后世有更多的率真,更多的勇敢,更多的质朴和更多的刚强。汉的气质,是雄大、弘放和深沉的。[vi] 气质变得柔美、空灵而内秀,要到中唐以后。儒学真正成为统治思想,也不早于宋元。至于百家罢尽,万马齐喑,则是朱元璋和乾隆[iii]

 

诗的意思很清楚: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毋庸置疑,最大过失却不在连年用兵,而在罢黜百家。

这未尝没有道理。

汉武帝其实很可怜。 盐铁会议的召开是在始元六年(前81年),距离汉武帝驾崩只有六年,可谓尸骨未寒。然而贤良文学们的某些发言,却已大有炸平长安、彻底清算之意,尽管没有汉武帝原本是不会有什么贤良文学的。争论并没有随着会议的结束而结束。本始二年(前72年),汉宣帝下诏,要为汉武帝立庙设乐。这当然是一件大事。因为汉代不同于后世,并非每个皇帝死后都有庙号。此前,仅高皇帝刘邦和文皇帝刘恒有,庙号为高祖和太宗,惠帝和景帝就只有谥号。宣帝认为,他的曾祖父刘彻也该有庙号。何况,武皇帝也当得起。然而一位名叫夏侯胜的儒生却公开反对,理由是汉武帝好大喜功,穷兵黩武,杀人无数,挥霍无度,以至于赤野千里,民不聊生。如此毫无仁德,岂能有庙号?此言一出,朝野哗然。公卿们一齐责备夏侯胜说:这是圣意,岂能反对?夏侯胜却说:圣意又怎么样?人臣之义在直言。话已出口,万死不辞!当然,为武帝立庙的提案仍被通过,庙号世宗。但夏侯胜的反对意见也被如实记录,并流传下来。他本人则在坐了两年牢后被释放,而且受到汉宣帝的礼遇。[i] 这说明什么呢?第一,汉代的言论相当自由。第二,夏侯胜的批评基本属实。实际上,夏侯胜说得并不全。如果愿意,还可以加上繁刑重敛,崇妖信怪,杀伐任性,喜怒无常。司马光甚至认为,汉武之恶几近秦皇,只不过他识好歹,受忠言,知对错,会用人,这才不至于亡汉。[ii] 然而即便秦始皇,又何尝不曾收获由衷的赞美?可见问题不在如何评价,而在评价的立场。夏侯胜的立场无疑是儒家的,后来的班固和司马光也如此。但吊诡的是,汉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骂,在近现代却又因尊儒而挨批,这就太里外不是人了。请读这首诗: 绝大经伦绝大才,罪功不在悔轮台。百家罢后无奇士,永为神州种祸胎。[iii] 诗的意思很清楚: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毋庸置疑

的确,思想文化领域是不能一家独尊的。因为没有百家就没有争鸣,没有争鸣就没有思想,没有思想就不会有风骨和气节。苟如此,又哪里会有担负天下兴亡、创造文明成果的奇士?也只有奴才。

汉武帝其实很可怜。 盐铁会议的召开是在始元六年(前81年),距离汉武帝驾崩只有六年,可谓尸骨未寒。然而贤良文学们的某些发言,却已大有炸平长安、彻底清算之意,尽管没有汉武帝原本是不会有什么贤良文学的。争论并没有随着会议的结束而结束。本始二年(前72年),汉宣帝下诏,要为汉武帝立庙设乐。这当然是一件大事。因为汉代不同于后世,并非每个皇帝死后都有庙号。此前,仅高皇帝刘邦和文皇帝刘恒有,庙号为高祖和太宗,惠帝和景帝就只有谥号。宣帝认为,他的曾祖父刘彻也该有庙号。何况,武皇帝也当得起。然而一位名叫夏侯胜的儒生却公开反对,理由是汉武帝好大喜功,穷兵黩武,杀人无数,挥霍无度,以至于赤野千里,民不聊生。如此毫无仁德,岂能有庙号?此言一出,朝野哗然。公卿们一齐责备夏侯胜说:这是圣意,岂能反对?夏侯胜却说:圣意又怎么样?人臣之义在直言。话已出口,万死不辞!当然,为武帝立庙的提案仍被通过,庙号世宗。但夏侯胜的反对意见也被如实记录,并流传下来。他本人则在坐了两年牢后被释放,而且受到汉宣帝的礼遇。[i] 这说明什么呢?第一,汉代的言论相当自由。第二,夏侯胜的批评基本属实。实际上,夏侯胜说得并不全。如果愿意,还可以加上繁刑重敛,崇妖信怪,杀伐任性,喜怒无常。司马光甚至认为,汉武之恶几近秦皇,只不过他识好歹,受忠言,知对错,会用人,这才不至于亡汉。[ii] 然而即便秦始皇,又何尝不曾收获由衷的赞美?可见问题不在如何评价,而在评价的立场。夏侯胜的立场无疑是儒家的,后来的班固和司马光也如此。但吊诡的是,汉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骂,在近现代却又因尊儒而挨批,这就太里外不是人了。请读这首诗: 绝大经伦绝大才,罪功不在悔轮台。百家罢后无奇士,永为神州种祸胎。[iii] 诗的意思很清楚: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毋庸置疑问题在于,这祸胎真是汉武帝种下的吗?

未必。

汉武帝其实很可怜。 盐铁会议的召开是在始元六年(前81年),距离汉武帝驾崩只有六年,可谓尸骨未寒。然而贤良文学们的某些发言,却已大有炸平长安、彻底清算之意,尽管没有汉武帝原本是不会有什么贤良文学的。争论并没有随着会议的结束而结束。本始二年(前72年),汉宣帝下诏,要为汉武帝立庙设乐。这当然是一件大事。因为汉代不同于后世,并非每个皇帝死后都有庙号。此前,仅高皇帝刘邦和文皇帝刘恒有,庙号为高祖和太宗,惠帝和景帝就只有谥号。宣帝认为,他的曾祖父刘彻也该有庙号。何况,武皇帝也当得起。然而一位名叫夏侯胜的儒生却公开反对,理由是汉武帝好大喜功,穷兵黩武,杀人无数,挥霍无度,以至于赤野千里,民不聊生。如此毫无仁德,岂能有庙号?此言一出,朝野哗然。公卿们一齐责备夏侯胜说:这是圣意,岂能反对?夏侯胜却说:圣意又怎么样?人臣之义在直言。话已出口,万死不辞!当然,为武帝立庙的提案仍被通过,庙号世宗。但夏侯胜的反对意见也被如实记录,并流传下来。他本人则在坐了两年牢后被释放,而且受到汉宣帝的礼遇。[i] 这说明什么呢?第一,汉代的言论相当自由。第二,夏侯胜的批评基本属实。实际上,夏侯胜说得并不全。如果愿意,还可以加上繁刑重敛,崇妖信怪,杀伐任性,喜怒无常。司马光甚至认为,汉武之恶几近秦皇,只不过他识好歹,受忠言,知对错,会用人,这才不至于亡汉。[ii] 然而即便秦始皇,又何尝不曾收获由衷的赞美?可见问题不在如何评价,而在评价的立场。夏侯胜的立场无疑是儒家的,后来的班固和司马光也如此。但吊诡的是,汉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骂,在近现代却又因尊儒而挨批,这就太里外不是人了。请读这首诗: 绝大经伦绝大才,罪功不在悔轮台。百家罢后无奇士,永为神州种祸胎。[iii] 诗的意思很清楚: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毋庸置疑

事实上,汉武帝的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是有条件的,那就是仅限于官学范围。也就是说,罢黜百家,只是诸子不设博士官;独尊儒术,也只是饱读诗书更容易走上仕途。至于民间,则百家既未罢黜,儒术也不独尊。

其实就连政府,也不是儒家的一统天下。张汤是儒家吗?卫青是儒家吗?桑弘羊是儒家吗?汉武帝如果真的独尊儒术,贤良文学们岂能气成那个样子?

何况武帝的时代也并非没有奇士。汲黯不是吗?夏侯胜不是吗?司马迁不是吗?还有义纵,是因为抵制告缗法而死的。义纵可是酷吏。但怎么样呢?也有骨头。

还有东方朔。

东方朔是被司马迁写入《滑稽列传》的,他在汉武帝那里的地位也相对于戏子。然而,当汉武帝宴请馆陶公主的情人董偃时,东方朔为了维护朝廷尊严,竟然横戟拦在门前,逼得武帝只好换地方,董偃也只好走后门。 汉武帝其实很可怜。 盐铁会议的召开是在始元六年(前81年),距离汉武帝驾崩只有六年,可谓尸骨未寒。然而贤良文学们的某些发言,却已大有炸平长安、彻底清算之意,尽管没有汉武帝原本是不会有什么贤良文学的。争论并没有随着会议的结束而结束。本始二年(前72年),汉宣帝下诏,要为汉武帝立庙设乐。这当然是一件大事。因为汉代不同于后世,并非每个皇帝死后都有庙号。此前,仅高皇帝刘邦和文皇帝刘恒有,庙号为高祖和太宗,惠帝和景帝就只有谥号。宣帝认为,他的曾祖父刘彻也该有庙号。何况,武皇帝也当得起。然而一位名叫夏侯胜的儒生却公开反对,理由是汉武帝好大喜功,穷兵黩武,杀人无数,挥霍无度,以至于赤野千里,民不聊生。如此毫无仁德,岂能有庙号?此言一出,朝野哗然。公卿们一齐责备夏侯胜说:这是圣意,岂能反对?夏侯胜却说:圣意又怎么样?人臣之义在直言。话已出口,万死不辞!当然,为武帝立庙的提案仍被通过,庙号世宗。但夏侯胜的反对意见也被如实记录,并流传下来。他本人则在坐了两年牢后被释放,而且受到汉宣帝的礼遇。[i] 这说明什么呢?第一,汉代的言论相当自由。第二,夏侯胜的批评基本属实。实际上,夏侯胜说得并不全。如果愿意,还可以加上繁刑重敛,崇妖信怪,杀伐任性,喜怒无常。司马光甚至认为,汉武之恶几近秦皇,只不过他识好歹,受忠言,知对错,会用人,这才不至于亡汉。[ii] 然而即便秦始皇,又何尝不曾收获由衷的赞美?可见问题不在如何评价,而在评价的立场。夏侯胜的立场无疑是儒家的,后来的班固和司马光也如此。但吊诡的是,汉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骂,在近现代却又因尊儒而挨批,这就太里外不是人了。请读这首诗: 绝大经伦绝大才,罪功不在悔轮台。百家罢后无奇士,永为神州种祸胎。[iii] 诗的意思很清楚: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毋庸置疑[iv]

奇士的风骨甚至存在于小人物的身上。

帝设文字狱之后的事情。汉,却是霸道的。同样,汉也是开放的。长安城里住满了世界各国的商人和使者,离宫别馆旁也种满了苜蓿和葡萄。深眼多须的外国人,在长安的街市上讨价还价,并坚持着女士优先的习俗,皇上看了却乐不可支。[vii] 汉武帝是不会画地为牢的。他也不会因为董仲舒的一席话,就皈依了孔门,并关上其他的窗户。事实上武帝并不当真热衷儒术,他喜欢的也不是董仲舒那样的“纯儒”(其实董仲舒也不纯),而是公孙弘那样的“杂儒”,以及张汤那样能用儒术装点门面的文吏。儒术与法术杂糅,王道与霸道并用,才是他的真面目。那么,汉武帝就没有留下祸胎吗? 当然有。 且看他都干了些什么。 本文摘自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八卷《汉武的帝国》 [i] 见《汉书·夏侯胜传》。 [ii] 见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十二。 [iii] 于右任《汉武帝陵》。 [iv] 见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。 [v] 见《汉书·霍光传》。 [vi] 请参看王子今《汉武英雄时代》。 [vii] 见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。

这位没能留下姓名的小人物,是宫中掌印的郎官。某天晚上,宫中闹鬼。值班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怕出事,让郎官把印玺交给他。郎官不给,霍光去夺。郎官便手按剑柄正声说;臣头可得,印玺不可得!

权倾一时的霍光,也只能诺诺连声。,最大过失却不在连年用兵,而在罢黜百家。这未尝没有道理。的确,思想文化领域是不能一家独尊的。因为没有百家就没有争鸣,没有争鸣就没有思想,没有思想就不会有风骨和气节。苟如此,又哪里会有担负天下兴亡、创造文明成果的奇士?也只有奴才。问题在于,这祸胎真是汉武帝种下的吗?未必。事实上,汉武帝的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是有条件的,那就是仅限于官学范围。也就是说,罢黜百家,只是诸子不设博士官;独尊儒术,也只是饱读诗书更容易走上仕途。至于民间,则百家既未罢黜,儒术也不独尊。其实就连政府,也不是儒家的一统天下。张汤是儒家吗?卫青是儒家吗?桑弘羊是儒家吗?汉武帝如果真的独尊儒术,贤良文学们岂能气成那个样子?何况武帝的时代也并非没有奇士。汲黯不是吗?夏侯胜不是吗?司马迁不是吗?还有义纵,是因为抵制告缗法而死的。义纵可是酷吏。但怎么样呢?也有骨头。还有东方朔。东方朔是被司马迁写入《滑稽列传》的,他在汉武帝那里的地位也相对于戏子。然而,当汉武帝宴请馆陶公主的情人董偃时,东方朔为了维护朝廷尊严,竟然横戟拦在门前,逼得武帝只好换地方,董偃也只好走后门。[iv] 奇士的风骨甚至存在于小人物的身上。这位没能留下姓名的小人物,是宫中掌印的郎官。某天晚上,宫中闹鬼。值班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怕出事,让郎官把印玺交给他。郎官不给,霍光去夺。郎官便手按剑柄正声说;臣头可得,印玺不可得!权倾一时的霍光,也只能诺诺连声。[v] 这并不奇怪。武帝的时代毕竟距离先秦不远,新做人家的汉帝国也血气方刚。诚如史家所言,那时的中国人比后世有更多的率真,更多的勇敢,更多的质朴和更多的刚强。汉的气质,是雄大、弘放和深沉的。[vi] 气质变得柔美、空灵而内秀,要到中唐以后。儒学真正成为统治思想,也不早于宋元。至于百家罢尽,万马齐喑,则是朱元璋和乾隆[v]

这并不奇怪。武帝的时代毕竟距离先秦不远,新做人家的汉帝国也血气方刚。诚如史家所言,那时的中国人比后世有更多的率真,更多的勇敢,更多的质朴和更多的刚强。汉的气质,是雄大、弘放和深沉的。 汉武帝其实很可怜。 盐铁会议的召开是在始元六年(前81年),距离汉武帝驾崩只有六年,可谓尸骨未寒。然而贤良文学们的某些发言,却已大有炸平长安、彻底清算之意,尽管没有汉武帝原本是不会有什么贤良文学的。争论并没有随着会议的结束而结束。本始二年(前72年),汉宣帝下诏,要为汉武帝立庙设乐。这当然是一件大事。因为汉代不同于后世,并非每个皇帝死后都有庙号。此前,仅高皇帝刘邦和文皇帝刘恒有,庙号为高祖和太宗,惠帝和景帝就只有谥号。宣帝认为,他的曾祖父刘彻也该有庙号。何况,武皇帝也当得起。然而一位名叫夏侯胜的儒生却公开反对,理由是汉武帝好大喜功,穷兵黩武,杀人无数,挥霍无度,以至于赤野千里,民不聊生。如此毫无仁德,岂能有庙号?此言一出,朝野哗然。公卿们一齐责备夏侯胜说:这是圣意,岂能反对?夏侯胜却说:圣意又怎么样?人臣之义在直言。话已出口,万死不辞!当然,为武帝立庙的提案仍被通过,庙号世宗。但夏侯胜的反对意见也被如实记录,并流传下来。他本人则在坐了两年牢后被释放,而且受到汉宣帝的礼遇。[i] 这说明什么呢?第一,汉代的言论相当自由。第二,夏侯胜的批评基本属实。实际上,夏侯胜说得并不全。如果愿意,还可以加上繁刑重敛,崇妖信怪,杀伐任性,喜怒无常。司马光甚至认为,汉武之恶几近秦皇,只不过他识好歹,受忠言,知对错,会用人,这才不至于亡汉。[ii] 然而即便秦始皇,又何尝不曾收获由衷的赞美?可见问题不在如何评价,而在评价的立场。夏侯胜的立场无疑是儒家的,后来的班固和司马光也如此。但吊诡的是,汉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骂,在近现代却又因尊儒而挨批,这就太里外不是人了。请读这首诗: 绝大经伦绝大才,罪功不在悔轮台。百家罢后无奇士,永为神州种祸胎。[iii] 诗的意思很清楚: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毋庸置疑[vi]

,最大过失却不在连年用兵,而在罢黜百家。这未尝没有道理。的确,思想文化领域是不能一家独尊的。因为没有百家就没有争鸣,没有争鸣就没有思想,没有思想就不会有风骨和气节。苟如此,又哪里会有担负天下兴亡、创造文明成果的奇士?也只有奴才。问题在于,这祸胎真是汉武帝种下的吗?未必。事实上,汉武帝的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是有条件的,那就是仅限于官学范围。也就是说,罢黜百家,只是诸子不设博士官;独尊儒术,也只是饱读诗书更容易走上仕途。至于民间,则百家既未罢黜,儒术也不独尊。其实就连政府,也不是儒家的一统天下。张汤是儒家吗?卫青是儒家吗?桑弘羊是儒家吗?汉武帝如果真的独尊儒术,贤良文学们岂能气成那个样子?何况武帝的时代也并非没有奇士。汲黯不是吗?夏侯胜不是吗?司马迁不是吗?还有义纵,是因为抵制告缗法而死的。义纵可是酷吏。但怎么样呢?也有骨头。还有东方朔。东方朔是被司马迁写入《滑稽列传》的,他在汉武帝那里的地位也相对于戏子。然而,当汉武帝宴请馆陶公主的情人董偃时,东方朔为了维护朝廷尊严,竟然横戟拦在门前,逼得武帝只好换地方,董偃也只好走后门。[iv] 奇士的风骨甚至存在于小人物的身上。这位没能留下姓名的小人物,是宫中掌印的郎官。某天晚上,宫中闹鬼。值班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怕出事,让郎官把印玺交给他。郎官不给,霍光去夺。郎官便手按剑柄正声说;臣头可得,印玺不可得!权倾一时的霍光,也只能诺诺连声。[v] 这并不奇怪。武帝的时代毕竟距离先秦不远,新做人家的汉帝国也血气方刚。诚如史家所言,那时的中国人比后世有更多的率真,更多的勇敢,更多的质朴和更多的刚强。汉的气质,是雄大、弘放和深沉的。[vi] 气质变得柔美、空灵而内秀,要到中唐以后。儒学真正成为统治思想,也不早于宋元。至于百家罢尽,万马齐喑,则是朱元璋和乾隆

气质变得柔美、空灵而内秀,要到中唐以后。儒学真正成为统治思想,也不早于宋元。至于百家罢尽,万马齐喑,则是朱元璋和乾隆帝设文字狱之后的事情。

汉武帝其实很可怜。 盐铁会议的召开是在始元六年(前81年),距离汉武帝驾崩只有六年,可谓尸骨未寒。然而贤良文学们的某些发言,却已大有炸平长安、彻底清算之意,尽管没有汉武帝原本是不会有什么贤良文学的。争论并没有随着会议的结束而结束。本始二年(前72年),汉宣帝下诏,要为汉武帝立庙设乐。这当然是一件大事。因为汉代不同于后世,并非每个皇帝死后都有庙号。此前,仅高皇帝刘邦和文皇帝刘恒有,庙号为高祖和太宗,惠帝和景帝就只有谥号。宣帝认为,他的曾祖父刘彻也该有庙号。何况,武皇帝也当得起。然而一位名叫夏侯胜的儒生却公开反对,理由是汉武帝好大喜功,穷兵黩武,杀人无数,挥霍无度,以至于赤野千里,民不聊生。如此毫无仁德,岂能有庙号?此言一出,朝野哗然。公卿们一齐责备夏侯胜说:这是圣意,岂能反对?夏侯胜却说:圣意又怎么样?人臣之义在直言。话已出口,万死不辞!当然,为武帝立庙的提案仍被通过,庙号世宗。但夏侯胜的反对意见也被如实记录,并流传下来。他本人则在坐了两年牢后被释放,而且受到汉宣帝的礼遇。[i] 这说明什么呢?第一,汉代的言论相当自由。第二,夏侯胜的批评基本属实。实际上,夏侯胜说得并不全。如果愿意,还可以加上繁刑重敛,崇妖信怪,杀伐任性,喜怒无常。司马光甚至认为,汉武之恶几近秦皇,只不过他识好歹,受忠言,知对错,会用人,这才不至于亡汉。[ii] 然而即便秦始皇,又何尝不曾收获由衷的赞美?可见问题不在如何评价,而在评价的立场。夏侯胜的立场无疑是儒家的,后来的班固和司马光也如此。但吊诡的是,汉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骂,在近现代却又因尊儒而挨批,这就太里外不是人了。请读这首诗: 绝大经伦绝大才,罪功不在悔轮台。百家罢后无奇士,永为神州种祸胎。[iii] 诗的意思很清楚: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毋庸置疑汉,却是霸道的。

同样,汉也是开放的。长安城里住满了世界各国的商人和使者,离宫别馆旁也种满了苜蓿和葡萄。深眼多须的外国人,在长安的街市上讨价还价,并坚持着女士优先的习俗,皇上看了却乐不可支。帝设文字狱之后的事情。汉,却是霸道的。同样,汉也是开放的。长安城里住满了世界各国的商人和使者,离宫别馆旁也种满了苜蓿和葡萄。深眼多须的外国人,在长安的街市上讨价还价,并坚持着女士优先的习俗,皇上看了却乐不可支。[vii] 汉武帝是不会画地为牢的。他也不会因为董仲舒的一席话,就皈依了孔门,并关上其他的窗户。事实上武帝并不当真热衷儒术,他喜欢的也不是董仲舒那样的“纯儒”(其实董仲舒也不纯),而是公孙弘那样的“杂儒”,以及张汤那样能用儒术装点门面的文吏。儒术与法术杂糅,王道与霸道并用,才是他的真面目。那么,汉武帝就没有留下祸胎吗? 当然有。 且看他都干了些什么。 本文摘自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八卷《汉武的帝国》 [i] 见《汉书·夏侯胜传》。 [ii] 见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十二。 [iii] 于右任《汉武帝陵》。 [iv] 见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。 [v] 见《汉书·霍光传》。 [vi] 请参看王子今《汉武英雄时代》。 [vii] 见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。 [vii]

汉武帝其实很可怜。 盐铁会议的召开是在始元六年(前81年),距离汉武帝驾崩只有六年,可谓尸骨未寒。然而贤良文学们的某些发言,却已大有炸平长安、彻底清算之意,尽管没有汉武帝原本是不会有什么贤良文学的。争论并没有随着会议的结束而结束。本始二年(前72年),汉宣帝下诏,要为汉武帝立庙设乐。这当然是一件大事。因为汉代不同于后世,并非每个皇帝死后都有庙号。此前,仅高皇帝刘邦和文皇帝刘恒有,庙号为高祖和太宗,惠帝和景帝就只有谥号。宣帝认为,他的曾祖父刘彻也该有庙号。何况,武皇帝也当得起。然而一位名叫夏侯胜的儒生却公开反对,理由是汉武帝好大喜功,穷兵黩武,杀人无数,挥霍无度,以至于赤野千里,民不聊生。如此毫无仁德,岂能有庙号?此言一出,朝野哗然。公卿们一齐责备夏侯胜说:这是圣意,岂能反对?夏侯胜却说:圣意又怎么样?人臣之义在直言。话已出口,万死不辞!当然,为武帝立庙的提案仍被通过,庙号世宗。但夏侯胜的反对意见也被如实记录,并流传下来。他本人则在坐了两年牢后被释放,而且受到汉宣帝的礼遇。[i] 这说明什么呢?第一,汉代的言论相当自由。第二,夏侯胜的批评基本属实。实际上,夏侯胜说得并不全。如果愿意,还可以加上繁刑重敛,崇妖信怪,杀伐任性,喜怒无常。司马光甚至认为,汉武之恶几近秦皇,只不过他识好歹,受忠言,知对错,会用人,这才不至于亡汉。[ii] 然而即便秦始皇,又何尝不曾收获由衷的赞美?可见问题不在如何评价,而在评价的立场。夏侯胜的立场无疑是儒家的,后来的班固和司马光也如此。但吊诡的是,汉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骂,在近现代却又因尊儒而挨批,这就太里外不是人了。请读这首诗: 绝大经伦绝大才,罪功不在悔轮台。百家罢后无奇士,永为神州种祸胎。[iii] 诗的意思很清楚: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毋庸置疑

汉武帝是不会画地为牢的。他也不会因为董仲舒的一席话,就皈依了孔门,并关上其他的窗户。

帝设文字狱之后的事情。汉,却是霸道的。同样,汉也是开放的。长安城里住满了世界各国的商人和使者,离宫别馆旁也种满了苜蓿和葡萄。深眼多须的外国人,在长安的街市上讨价还价,并坚持着女士优先的习俗,皇上看了却乐不可支。[vii] 汉武帝是不会画地为牢的。他也不会因为董仲舒的一席话,就皈依了孔门,并关上其他的窗户。事实上武帝并不当真热衷儒术,他喜欢的也不是董仲舒那样的“纯儒”(其实董仲舒也不纯),而是公孙弘那样的“杂儒”,以及张汤那样能用儒术装点门面的文吏。儒术与法术杂糅,王道与霸道并用,才是他的真面目。那么,汉武帝就没有留下祸胎吗? 当然有。 且看他都干了些什么。 本文摘自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八卷《汉武的帝国》 [i] 见《汉书·夏侯胜传》。 [ii] 见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十二。 [iii] 于右任《汉武帝陵》。 [iv] 见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。 [v] 见《汉书·霍光传》。 [vi] 请参看王子今《汉武英雄时代》。 [vii] 见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。 事实上武帝并不当真热衷儒术,他喜欢的也不是董仲舒那样的“纯儒”(其实董仲舒也不纯),而是公孙弘那样的“杂儒”,以及张汤那样能用儒术装点门面的文吏。儒术与法术杂糅,王道与霸道并用,才是他的真面目。

那么,汉武帝就没有留下祸胎吗?

当然有。

汉武帝其实很可怜。 盐铁会议的召开是在始元六年(前81年),距离汉武帝驾崩只有六年,可谓尸骨未寒。然而贤良文学们的某些发言,却已大有炸平长安、彻底清算之意,尽管没有汉武帝原本是不会有什么贤良文学的。争论并没有随着会议的结束而结束。本始二年(前72年),汉宣帝下诏,要为汉武帝立庙设乐。这当然是一件大事。因为汉代不同于后世,并非每个皇帝死后都有庙号。此前,仅高皇帝刘邦和文皇帝刘恒有,庙号为高祖和太宗,惠帝和景帝就只有谥号。宣帝认为,他的曾祖父刘彻也该有庙号。何况,武皇帝也当得起。然而一位名叫夏侯胜的儒生却公开反对,理由是汉武帝好大喜功,穷兵黩武,杀人无数,挥霍无度,以至于赤野千里,民不聊生。如此毫无仁德,岂能有庙号?此言一出,朝野哗然。公卿们一齐责备夏侯胜说:这是圣意,岂能反对?夏侯胜却说:圣意又怎么样?人臣之义在直言。话已出口,万死不辞!当然,为武帝立庙的提案仍被通过,庙号世宗。但夏侯胜的反对意见也被如实记录,并流传下来。他本人则在坐了两年牢后被释放,而且受到汉宣帝的礼遇。[i] 这说明什么呢?第一,汉代的言论相当自由。第二,夏侯胜的批评基本属实。实际上,夏侯胜说得并不全。如果愿意,还可以加上繁刑重敛,崇妖信怪,杀伐任性,喜怒无常。司马光甚至认为,汉武之恶几近秦皇,只不过他识好歹,受忠言,知对错,会用人,这才不至于亡汉。[ii] 然而即便秦始皇,又何尝不曾收获由衷的赞美?可见问题不在如何评价,而在评价的立场。夏侯胜的立场无疑是儒家的,后来的班固和司马光也如此。但吊诡的是,汉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骂,在近现代却又因尊儒而挨批,这就太里外不是人了。请读这首诗: 绝大经伦绝大才,罪功不在悔轮台。百家罢后无奇士,永为神州种祸胎。[iii] 诗的意思很清楚: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毋庸置疑 且看他都干了些什么。

 

本文摘自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八卷《汉武的帝国》


帝设文字狱之后的事情。汉,却是霸道的。同样,汉也是开放的。长安城里住满了世界各国的商人和使者,离宫别馆旁也种满了苜蓿和葡萄。深眼多须的外国人,在长安的街市上讨价还价,并坚持着女士优先的习俗,皇上看了却乐不可支。[vii] 汉武帝是不会画地为牢的。他也不会因为董仲舒的一席话,就皈依了孔门,并关上其他的窗户。事实上武帝并不当真热衷儒术,他喜欢的也不是董仲舒那样的“纯儒”(其实董仲舒也不纯),而是公孙弘那样的“杂儒”,以及张汤那样能用儒术装点门面的文吏。儒术与法术杂糅,王道与霸道并用,才是他的真面目。那么,汉武帝就没有留下祸胎吗? 当然有。 且看他都干了些什么。 本文摘自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八卷《汉武的帝国》 [i] 见《汉书·夏侯胜传》。 [ii] 见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十二。 [iii] 于右任《汉武帝陵》。 [iv] 见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。 [v] 见《汉书·霍光传》。 [vi] 请参看王子今《汉武英雄时代》。 [vii] 见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。

帝设文字狱之后的事情。汉,却是霸道的。同样,汉也是开放的。长安城里住满了世界各国的商人和使者,离宫别馆旁也种满了苜蓿和葡萄。深眼多须的外国人,在长安的街市上讨价还价,并坚持着女士优先的习俗,皇上看了却乐不可支。[vii] 汉武帝是不会画地为牢的。他也不会因为董仲舒的一席话,就皈依了孔门,并关上其他的窗户。事实上武帝并不当真热衷儒术,他喜欢的也不是董仲舒那样的“纯儒”(其实董仲舒也不纯),而是公孙弘那样的“杂儒”,以及张汤那样能用儒术装点门面的文吏。儒术与法术杂糅,王道与霸道并用,才是他的真面目。那么,汉武帝就没有留下祸胎吗? 当然有。 且看他都干了些什么。 本文摘自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八卷《汉武的帝国》 [i] 见《汉书·夏侯胜传》。 [ii] 见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十二。 [iii] 于右任《汉武帝陵》。 [iv] 见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。 [v] 见《汉书·霍光传》。 [vi] 请参看王子今《汉武英雄时代》。 [vii] 见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。 [i] 汉武帝其实很可怜。 盐铁会议的召开是在始元六年(前81年),距离汉武帝驾崩只有六年,可谓尸骨未寒。然而贤良文学们的某些发言,却已大有炸平长安、彻底清算之意,尽管没有汉武帝原本是不会有什么贤良文学的。争论并没有随着会议的结束而结束。本始二年(前72年),汉宣帝下诏,要为汉武帝立庙设乐。这当然是一件大事。因为汉代不同于后世,并非每个皇帝死后都有庙号。此前,仅高皇帝刘邦和文皇帝刘恒有,庙号为高祖和太宗,惠帝和景帝就只有谥号。宣帝认为,他的曾祖父刘彻也该有庙号。何况,武皇帝也当得起。然而一位名叫夏侯胜的儒生却公开反对,理由是汉武帝好大喜功,穷兵黩武,杀人无数,挥霍无度,以至于赤野千里,民不聊生。如此毫无仁德,岂能有庙号?此言一出,朝野哗然。公卿们一齐责备夏侯胜说:这是圣意,岂能反对?夏侯胜却说:圣意又怎么样?人臣之义在直言。话已出口,万死不辞!当然,为武帝立庙的提案仍被通过,庙号世宗。但夏侯胜的反对意见也被如实记录,并流传下来。他本人则在坐了两年牢后被释放,而且受到汉宣帝的礼遇。[i] 这说明什么呢?第一,汉代的言论相当自由。第二,夏侯胜的批评基本属实。实际上,夏侯胜说得并不全。如果愿意,还可以加上繁刑重敛,崇妖信怪,杀伐任性,喜怒无常。司马光甚至认为,汉武之恶几近秦皇,只不过他识好歹,受忠言,知对错,会用人,这才不至于亡汉。[ii] 然而即便秦始皇,又何尝不曾收获由衷的赞美?可见问题不在如何评价,而在评价的立场。夏侯胜的立场无疑是儒家的,后来的班固和司马光也如此。但吊诡的是,汉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骂,在近现代却又因尊儒而挨批,这就太里外不是人了。请读这首诗: 绝大经伦绝大才,罪功不在悔轮台。百家罢后无奇士,永为神州种祸胎。[iii] 诗的意思很清楚: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毋庸置疑 见《汉书·夏侯胜传》。

,最大过失却不在连年用兵,而在罢黜百家。这未尝没有道理。的确,思想文化领域是不能一家独尊的。因为没有百家就没有争鸣,没有争鸣就没有思想,没有思想就不会有风骨和气节。苟如此,又哪里会有担负天下兴亡、创造文明成果的奇士?也只有奴才。问题在于,这祸胎真是汉武帝种下的吗?未必。事实上,汉武帝的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是有条件的,那就是仅限于官学范围。也就是说,罢黜百家,只是诸子不设博士官;独尊儒术,也只是饱读诗书更容易走上仕途。至于民间,则百家既未罢黜,儒术也不独尊。其实就连政府,也不是儒家的一统天下。张汤是儒家吗?卫青是儒家吗?桑弘羊是儒家吗?汉武帝如果真的独尊儒术,贤良文学们岂能气成那个样子?何况武帝的时代也并非没有奇士。汲黯不是吗?夏侯胜不是吗?司马迁不是吗?还有义纵,是因为抵制告缗法而死的。义纵可是酷吏。但怎么样呢?也有骨头。还有东方朔。东方朔是被司马迁写入《滑稽列传》的,他在汉武帝那里的地位也相对于戏子。然而,当汉武帝宴请馆陶公主的情人董偃时,东方朔为了维护朝廷尊严,竟然横戟拦在门前,逼得武帝只好换地方,董偃也只好走后门。[iv] 奇士的风骨甚至存在于小人物的身上。这位没能留下姓名的小人物,是宫中掌印的郎官。某天晚上,宫中闹鬼。值班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怕出事,让郎官把印玺交给他。郎官不给,霍光去夺。郎官便手按剑柄正声说;臣头可得,印玺不可得!权倾一时的霍光,也只能诺诺连声。[v] 这并不奇怪。武帝的时代毕竟距离先秦不远,新做人家的汉帝国也血气方刚。诚如史家所言,那时的中国人比后世有更多的率真,更多的勇敢,更多的质朴和更多的刚强。汉的气质,是雄大、弘放和深沉的。[vi] 气质变得柔美、空灵而内秀,要到中唐以后。儒学真正成为统治思想,也不早于宋元。至于百家罢尽,万马齐喑,则是朱元璋和乾隆

汉武帝其实很可怜。 盐铁会议的召开是在始元六年(前81年),距离汉武帝驾崩只有六年,可谓尸骨未寒。然而贤良文学们的某些发言,却已大有炸平长安、彻底清算之意,尽管没有汉武帝原本是不会有什么贤良文学的。争论并没有随着会议的结束而结束。本始二年(前72年),汉宣帝下诏,要为汉武帝立庙设乐。这当然是一件大事。因为汉代不同于后世,并非每个皇帝死后都有庙号。此前,仅高皇帝刘邦和文皇帝刘恒有,庙号为高祖和太宗,惠帝和景帝就只有谥号。宣帝认为,他的曾祖父刘彻也该有庙号。何况,武皇帝也当得起。然而一位名叫夏侯胜的儒生却公开反对,理由是汉武帝好大喜功,穷兵黩武,杀人无数,挥霍无度,以至于赤野千里,民不聊生。如此毫无仁德,岂能有庙号?此言一出,朝野哗然。公卿们一齐责备夏侯胜说:这是圣意,岂能反对?夏侯胜却说:圣意又怎么样?人臣之义在直言。话已出口,万死不辞!当然,为武帝立庙的提案仍被通过,庙号世宗。但夏侯胜的反对意见也被如实记录,并流传下来。他本人则在坐了两年牢后被释放,而且受到汉宣帝的礼遇。[i] 这说明什么呢?第一,汉代的言论相当自由。第二,夏侯胜的批评基本属实。实际上,夏侯胜说得并不全。如果愿意,还可以加上繁刑重敛,崇妖信怪,杀伐任性,喜怒无常。司马光甚至认为,汉武之恶几近秦皇,只不过他识好歹,受忠言,知对错,会用人,这才不至于亡汉。[ii] 然而即便秦始皇,又何尝不曾收获由衷的赞美?可见问题不在如何评价,而在评价的立场。夏侯胜的立场无疑是儒家的,后来的班固和司马光也如此。但吊诡的是,汉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骂,在近现代却又因尊儒而挨批,这就太里外不是人了。请读这首诗: 绝大经伦绝大才,罪功不在悔轮台。百家罢后无奇士,永为神州种祸胎。[iii] 诗的意思很清楚: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毋庸置疑 [ii] 见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十二。

汉武帝其实很可怜。 盐铁会议的召开是在始元六年(前81年),距离汉武帝驾崩只有六年,可谓尸骨未寒。然而贤良文学们的某些发言,却已大有炸平长安、彻底清算之意,尽管没有汉武帝原本是不会有什么贤良文学的。争论并没有随着会议的结束而结束。本始二年(前72年),汉宣帝下诏,要为汉武帝立庙设乐。这当然是一件大事。因为汉代不同于后世,并非每个皇帝死后都有庙号。此前,仅高皇帝刘邦和文皇帝刘恒有,庙号为高祖和太宗,惠帝和景帝就只有谥号。宣帝认为,他的曾祖父刘彻也该有庙号。何况,武皇帝也当得起。然而一位名叫夏侯胜的儒生却公开反对,理由是汉武帝好大喜功,穷兵黩武,杀人无数,挥霍无度,以至于赤野千里,民不聊生。如此毫无仁德,岂能有庙号?此言一出,朝野哗然。公卿们一齐责备夏侯胜说:这是圣意,岂能反对?夏侯胜却说:圣意又怎么样?人臣之义在直言。话已出口,万死不辞!当然,为武帝立庙的提案仍被通过,庙号世宗。但夏侯胜的反对意见也被如实记录,并流传下来。他本人则在坐了两年牢后被释放,而且受到汉宣帝的礼遇。[i] 这说明什么呢?第一,汉代的言论相当自由。第二,夏侯胜的批评基本属实。实际上,夏侯胜说得并不全。如果愿意,还可以加上繁刑重敛,崇妖信怪,杀伐任性,喜怒无常。司马光甚至认为,汉武之恶几近秦皇,只不过他识好歹,受忠言,知对错,会用人,这才不至于亡汉。[ii] 然而即便秦始皇,又何尝不曾收获由衷的赞美?可见问题不在如何评价,而在评价的立场。夏侯胜的立场无疑是儒家的,后来的班固和司马光也如此。但吊诡的是,汉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骂,在近现代却又因尊儒而挨批,这就太里外不是人了。请读这首诗: 绝大经伦绝大才,罪功不在悔轮台。百家罢后无奇士,永为神州种祸胎。[iii] 诗的意思很清楚: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毋庸置疑帝设文字狱之后的事情。汉,却是霸道的。同样,汉也是开放的。长安城里住满了世界各国的商人和使者,离宫别馆旁也种满了苜蓿和葡萄。深眼多须的外国人,在长安的街市上讨价还价,并坚持着女士优先的习俗,皇上看了却乐不可支。[vii] 汉武帝是不会画地为牢的。他也不会因为董仲舒的一席话,就皈依了孔门,并关上其他的窗户。事实上武帝并不当真热衷儒术,他喜欢的也不是董仲舒那样的“纯儒”(其实董仲舒也不纯),而是公孙弘那样的“杂儒”,以及张汤那样能用儒术装点门面的文吏。儒术与法术杂糅,王道与霸道并用,才是他的真面目。那么,汉武帝就没有留下祸胎吗? 当然有。 且看他都干了些什么。 本文摘自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八卷《汉武的帝国》 [i] 见《汉书·夏侯胜传》。 [ii] 见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十二。 [iii] 于右任《汉武帝陵》。 [iv] 见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。 [v] 见《汉书·霍光传》。 [vi] 请参看王子今《汉武英雄时代》。 [vii] 见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。 [iii] 于右任《汉武帝陵》。

帝设文字狱之后的事情。汉,却是霸道的。同样,汉也是开放的。长安城里住满了世界各国的商人和使者,离宫别馆旁也种满了苜蓿和葡萄。深眼多须的外国人,在长安的街市上讨价还价,并坚持着女士优先的习俗,皇上看了却乐不可支。[vii] 汉武帝是不会画地为牢的。他也不会因为董仲舒的一席话,就皈依了孔门,并关上其他的窗户。事实上武帝并不当真热衷儒术,他喜欢的也不是董仲舒那样的“纯儒”(其实董仲舒也不纯),而是公孙弘那样的“杂儒”,以及张汤那样能用儒术装点门面的文吏。儒术与法术杂糅,王道与霸道并用,才是他的真面目。那么,汉武帝就没有留下祸胎吗? 当然有。 且看他都干了些什么。 本文摘自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八卷《汉武的帝国》 [i] 见《汉书·夏侯胜传》。 [ii] 见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十二。 [iii] 于右任《汉武帝陵》。 [iv] 见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。 [v] 见《汉书·霍光传》。 [vi] 请参看王子今《汉武英雄时代》。 [vii] 见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。 ,最大过失却不在连年用兵,而在罢黜百家。这未尝没有道理。的确,思想文化领域是不能一家独尊的。因为没有百家就没有争鸣,没有争鸣就没有思想,没有思想就不会有风骨和气节。苟如此,又哪里会有担负天下兴亡、创造文明成果的奇士?也只有奴才。问题在于,这祸胎真是汉武帝种下的吗?未必。事实上,汉武帝的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是有条件的,那就是仅限于官学范围。也就是说,罢黜百家,只是诸子不设博士官;独尊儒术,也只是饱读诗书更容易走上仕途。至于民间,则百家既未罢黜,儒术也不独尊。其实就连政府,也不是儒家的一统天下。张汤是儒家吗?卫青是儒家吗?桑弘羊是儒家吗?汉武帝如果真的独尊儒术,贤良文学们岂能气成那个样子?何况武帝的时代也并非没有奇士。汲黯不是吗?夏侯胜不是吗?司马迁不是吗?还有义纵,是因为抵制告缗法而死的。义纵可是酷吏。但怎么样呢?也有骨头。还有东方朔。东方朔是被司马迁写入《滑稽列传》的,他在汉武帝那里的地位也相对于戏子。然而,当汉武帝宴请馆陶公主的情人董偃时,东方朔为了维护朝廷尊严,竟然横戟拦在门前,逼得武帝只好换地方,董偃也只好走后门。[iv] 奇士的风骨甚至存在于小人物的身上。这位没能留下姓名的小人物,是宫中掌印的郎官。某天晚上,宫中闹鬼。值班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怕出事,让郎官把印玺交给他。郎官不给,霍光去夺。郎官便手按剑柄正声说;臣头可得,印玺不可得!权倾一时的霍光,也只能诺诺连声。[v] 这并不奇怪。武帝的时代毕竟距离先秦不远,新做人家的汉帝国也血气方刚。诚如史家所言,那时的中国人比后世有更多的率真,更多的勇敢,更多的质朴和更多的刚强。汉的气质,是雄大、弘放和深沉的。[vi] 气质变得柔美、空灵而内秀,要到中唐以后。儒学真正成为统治思想,也不早于宋元。至于百家罢尽,万马齐喑,则是朱元璋和乾隆 [iv] 见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。

汉武帝其实很可怜。 盐铁会议的召开是在始元六年(前81年),距离汉武帝驾崩只有六年,可谓尸骨未寒。然而贤良文学们的某些发言,却已大有炸平长安、彻底清算之意,尽管没有汉武帝原本是不会有什么贤良文学的。争论并没有随着会议的结束而结束。本始二年(前72年),汉宣帝下诏,要为汉武帝立庙设乐。这当然是一件大事。因为汉代不同于后世,并非每个皇帝死后都有庙号。此前,仅高皇帝刘邦和文皇帝刘恒有,庙号为高祖和太宗,惠帝和景帝就只有谥号。宣帝认为,他的曾祖父刘彻也该有庙号。何况,武皇帝也当得起。然而一位名叫夏侯胜的儒生却公开反对,理由是汉武帝好大喜功,穷兵黩武,杀人无数,挥霍无度,以至于赤野千里,民不聊生。如此毫无仁德,岂能有庙号?此言一出,朝野哗然。公卿们一齐责备夏侯胜说:这是圣意,岂能反对?夏侯胜却说:圣意又怎么样?人臣之义在直言。话已出口,万死不辞!当然,为武帝立庙的提案仍被通过,庙号世宗。但夏侯胜的反对意见也被如实记录,并流传下来。他本人则在坐了两年牢后被释放,而且受到汉宣帝的礼遇。[i] 这说明什么呢?第一,汉代的言论相当自由。第二,夏侯胜的批评基本属实。实际上,夏侯胜说得并不全。如果愿意,还可以加上繁刑重敛,崇妖信怪,杀伐任性,喜怒无常。司马光甚至认为,汉武之恶几近秦皇,只不过他识好歹,受忠言,知对错,会用人,这才不至于亡汉。[ii] 然而即便秦始皇,又何尝不曾收获由衷的赞美?可见问题不在如何评价,而在评价的立场。夏侯胜的立场无疑是儒家的,后来的班固和司马光也如此。但吊诡的是,汉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骂,在近现代却又因尊儒而挨批,这就太里外不是人了。请读这首诗: 绝大经伦绝大才,罪功不在悔轮台。百家罢后无奇士,永为神州种祸胎。[iii] 诗的意思很清楚: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毋庸置疑 [v] 见《汉书·,最大过失却不在连年用兵,而在罢黜百家。这未尝没有道理。的确,思想文化领域是不能一家独尊的。因为没有百家就没有争鸣,没有争鸣就没有思想,没有思想就不会有风骨和气节。苟如此,又哪里会有担负天下兴亡、创造文明成果的奇士?也只有奴才。问题在于,这祸胎真是汉武帝种下的吗?未必。事实上,汉武帝的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是有条件的,那就是仅限于官学范围。也就是说,罢黜百家,只是诸子不设博士官;独尊儒术,也只是饱读诗书更容易走上仕途。至于民间,则百家既未罢黜,儒术也不独尊。其实就连政府,也不是儒家的一统天下。张汤是儒家吗?卫青是儒家吗?桑弘羊是儒家吗?汉武帝如果真的独尊儒术,贤良文学们岂能气成那个样子?何况武帝的时代也并非没有奇士。汲黯不是吗?夏侯胜不是吗?司马迁不是吗?还有义纵,是因为抵制告缗法而死的。义纵可是酷吏。但怎么样呢?也有骨头。还有东方朔。东方朔是被司马迁写入《滑稽列传》的,他在汉武帝那里的地位也相对于戏子。然而,当汉武帝宴请馆陶公主的情人董偃时,东方朔为了维护朝廷尊严,竟然横戟拦在门前,逼得武帝只好换地方,董偃也只好走后门。[iv] 奇士的风骨甚至存在于小人物的身上。这位没能留下姓名的小人物,是宫中掌印的郎官。某天晚上,宫中闹鬼。值班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怕出事,让郎官把印玺交给他。郎官不给,霍光去夺。郎官便手按剑柄正声说;臣头可得,印玺不可得!权倾一时的霍光,也只能诺诺连声。[v] 这并不奇怪。武帝的时代毕竟距离先秦不远,新做人家的汉帝国也血气方刚。诚如史家所言,那时的中国人比后世有更多的率真,更多的勇敢,更多的质朴和更多的刚强。汉的气质,是雄大、弘放和深沉的。[vi] 气质变得柔美、空灵而内秀,要到中唐以后。儒学真正成为统治思想,也不早于宋元。至于百家罢尽,万马齐喑,则是朱元璋和乾隆霍光传》。

帝设文字狱之后的事情。汉,却是霸道的。同样,汉也是开放的。长安城里住满了世界各国的商人和使者,离宫别馆旁也种满了苜蓿和葡萄。深眼多须的外国人,在长安的街市上讨价还价,并坚持着女士优先的习俗,皇上看了却乐不可支。[vii] 汉武帝是不会画地为牢的。他也不会因为董仲舒的一席话,就皈依了孔门,并关上其他的窗户。事实上武帝并不当真热衷儒术,他喜欢的也不是董仲舒那样的“纯儒”(其实董仲舒也不纯),而是公孙弘那样的“杂儒”,以及张汤那样能用儒术装点门面的文吏。儒术与法术杂糅,王道与霸道并用,才是他的真面目。那么,汉武帝就没有留下祸胎吗? 当然有。 且看他都干了些什么。 本文摘自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八卷《汉武的帝国》 [i] 见《汉书·夏侯胜传》。 [ii] 见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十二。 [iii] 于右任《汉武帝陵》。 [iv] 见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。 [v] 见《汉书·霍光传》。 [vi] 请参看王子今《汉武英雄时代》。 [vii] 见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。 [vi] 请参看王子今《汉武英雄时代》。

汉武帝其实很可怜。 盐铁会议的召开是在始元六年(前81年),距离汉武帝驾崩只有六年,可谓尸骨未寒。然而贤良文学们的某些发言,却已大有炸平长安、彻底清算之意,尽管没有汉武帝原本是不会有什么贤良文学的。争论并没有随着会议的结束而结束。本始二年(前72年),汉宣帝下诏,要为汉武帝立庙设乐。这当然是一件大事。因为汉代不同于后世,并非每个皇帝死后都有庙号。此前,仅高皇帝刘邦和文皇帝刘恒有,庙号为高祖和太宗,惠帝和景帝就只有谥号。宣帝认为,他的曾祖父刘彻也该有庙号。何况,武皇帝也当得起。然而一位名叫夏侯胜的儒生却公开反对,理由是汉武帝好大喜功,穷兵黩武,杀人无数,挥霍无度,以至于赤野千里,民不聊生。如此毫无仁德,岂能有庙号?此言一出,朝野哗然。公卿们一齐责备夏侯胜说:这是圣意,岂能反对?夏侯胜却说:圣意又怎么样?人臣之义在直言。话已出口,万死不辞!当然,为武帝立庙的提案仍被通过,庙号世宗。但夏侯胜的反对意见也被如实记录,并流传下来。他本人则在坐了两年牢后被释放,而且受到汉宣帝的礼遇。[i] 这说明什么呢?第一,汉代的言论相当自由。第二,夏侯胜的批评基本属实。实际上,夏侯胜说得并不全。如果愿意,还可以加上繁刑重敛,崇妖信怪,杀伐任性,喜怒无常。司马光甚至认为,汉武之恶几近秦皇,只不过他识好歹,受忠言,知对错,会用人,这才不至于亡汉。[ii] 然而即便秦始皇,又何尝不曾收获由衷的赞美?可见问题不在如何评价,而在评价的立场。夏侯胜的立场无疑是儒家的,后来的班固和司马光也如此。但吊诡的是,汉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骂,在近现代却又因尊儒而挨批,这就太里外不是人了。请读这首诗: 绝大经伦绝大才,罪功不在悔轮台。百家罢后无奇士,永为神州种祸胎。[iii] 诗的意思很清楚: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毋庸置疑,最大过失却不在连年用兵,而在罢黜百家。这未尝没有道理。的确,思想文化领域是不能一家独尊的。因为没有百家就没有争鸣,没有争鸣就没有思想,没有思想就不会有风骨和气节。苟如此,又哪里会有担负天下兴亡、创造文明成果的奇士?也只有奴才。问题在于,这祸胎真是汉武帝种下的吗?未必。事实上,汉武帝的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是有条件的,那就是仅限于官学范围。也就是说,罢黜百家,只是诸子不设博士官;独尊儒术,也只是饱读诗书更容易走上仕途。至于民间,则百家既未罢黜,儒术也不独尊。其实就连政府,也不是儒家的一统天下。张汤是儒家吗?卫青是儒家吗?桑弘羊是儒家吗?汉武帝如果真的独尊儒术,贤良文学们岂能气成那个样子?何况武帝的时代也并非没有奇士。汲黯不是吗?夏侯胜不是吗?司马迁不是吗?还有义纵,是因为抵制告缗法而死的。义纵可是酷吏。但怎么样呢?也有骨头。还有东方朔。东方朔是被司马迁写入《滑稽列传》的,他在汉武帝那里的地位也相对于戏子。然而,当汉武帝宴请馆陶公主的情人董偃时,东方朔为了维护朝廷尊严,竟然横戟拦在门前,逼得武帝只好换地方,董偃也只好走后门。[iv] 奇士的风骨甚至存在于小人物的身上。这位没能留下姓名的小人物,是宫中掌印的郎官。某天晚上,宫中闹鬼。值班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怕出事,让郎官把印玺交给他。郎官不给,霍光去夺。郎官便手按剑柄正声说;臣头可得,印玺不可得!权倾一时的霍光,也只能诺诺连声。[v] 这并不奇怪。武帝的时代毕竟距离先秦不远,新做人家的汉帝国也血气方刚。诚如史家所言,那时的中国人比后世有更多的率真,更多的勇敢,更多的质朴和更多的刚强。汉的气质,是雄大、弘放和深沉的。[vi] 气质变得柔美、空灵而内秀,要到中唐以后。儒学真正成为统治思想,也不早于宋元。至于百家罢尽,万马齐喑,则是朱元璋和乾隆 [vii] 见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。


武帝太追求完美了,他想在自己升天之前彻底干掉匈奴,致力于成为功高盖世千古一帝,但高估了王朝的军力资源、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,低估了匈奴的生存能力和远遁能力,被打怕的游牧民族可以逃向广袤万里的大漠和草原,毕其功于一役,根本不可能。卫霍之后,再也没有让武帝欣慰的天才将军,武帝越到晚年,越是有事业未尽的焦虑,越是豪赌用兵,猜疑心也越重,后来才有戾太子卫后不堪压力举兵。冠军侯如不英年早逝,武帝是可灭匈奴的,但历史无法假设。武帝重创强大匈奴,让匈奴彻底失去战略进攻能力,也即灭汉能力,扭转了双方攻守态势,消除汉民族的生存威胁,也为匈奴分裂打下基础,同时武帝收服东夷、南越、西域,汉民族从此才称得上强大,才有了强者的族群身份认同,武帝干的实在非常漂亮。
英法百年战争的结果之一是英法两国的中央集权都得到了加强,对外作战就需要建立统一的法律秩序和整合国家资源,这为后来英法两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,没有政令通畅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、没有对契约的遵守和规范,资本主义根本无从谈起(比如西班牙葡萄牙及拉美),只有在严谨的律法环境下,看不见的手才会发生作用。文景之治实际上是修养生息的妥协之治,面对千疮百孔的后刘邦时代,且不说文帝本身就是周平陈勃所立,这父子对匈奴都处于弱势地位,就是对分封的刘姓诸王和朝中诸权臣也只是处于微弱的强势地位,否则景帝也不会违心杀自己的恩师晁错;景帝晚年诛杀桀骜功臣周亚夫,本身就是强化君权帝位的一种方式,对原妥协状态的一种转变,汉武帝其实是延续和扩大化了景帝强化君权的努力。被大臣所立、与臣分权、与诸王分权到削藩、收臣权进而强化帝王地位,这种模式不是汉朝仅有的。
2小时前
饮食男女 回复 斯文不坠
国家不在于一统,而在于治理,欧洲诸多民族也是战火连绵,民族国家纷纷独立,如今领先于世界,反观国内,2000年完成一统,固步自封,精英阶层以追权逐利为目的,义理全然不顾,下层备受煎熬,生活无着,这样的一统有何意义,岂不是帝王将相的大一统,尔等小民,狗屁不通,人云亦云,无有思想,应声虫倒霉蛋而已,溜须拍马获得一点上峰赐予的吃食,却还好意思,招摇卖弄,摇唇鼓舌,可怜人不知己之可怜之处,才是民族的悲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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